12、终了

上期节目我们说到：

1093年，宋哲宗亲政“绍圣绍述”，他要彻底继承神宗的变法路线，以章惇为首的新党人物被悉数启用。新党上台之后，竭尽全力的打击报复“元祐党人”。罢黜、监禁、贬谪的圣旨密如雨下。

第二年苏轼被贬惠州，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。15年之后，又重新回到了当年被贬黄州的境遇，失去了所有的权利。3年之后，他又被贬到了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”的蛮荒之地海南孤岛。

这让苏轼重新回归到那个我们喜爱的苏东坡，在苦难中一次次的完成超越，一次次的完成自我拯救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，成就了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。

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可能的帮助身边的人。“无病而多蓄药，不饮而多酿酒”“劳己以为人”。教人们开荒种地，讲学明道，帮这蛮荒之地文明开化。

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摆脱孤独与苦难，就需要和人在一起，把自己的命运与周围的人捆绑在一起，才能完成超越。

在苏东坡最后几年的人生时光里，他始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古人“兼济天下”的品行与操守。
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1100年正月，年仅23岁的宋哲宗突然驾崩，没有留下子嗣。在神宗妻子向太后的主持下，哲总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，是为徽宗。

这时，国家组织已烂，元气已衰。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范纯仁等等那一代仁宗皇帝留下的德才兼备的儒臣早已尽数凋零。而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，也因遭受迫害而不复当年为理想从政的壮志雄心。

徽宗继位之后，向太后摄政了一段时间，尽管她在半年之后就还政于子，但直到第二年的元月去世之前，他都始终在保护着元祐诸臣，被贬岭海之间的元祐党人，一律赦免，或予升迁，或至少恢复了人身自由。

向太后就和他的婆婆高太后一样，能明辨是非，知人善任，在这一点上远胜过她的儿子。能言善辩的吕慧卿，精明能干的蔡京，在向太后眼中都被归入了“坏人”之列，只可惜这位英明的太后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弟弟苏辙获赦之后，立刻北上，一路跑到了东京旁边的颍昌待着，就位待命，随时准备接受朝廷的任用。

而哥哥苏轼则完全不一样，他接到诏命之后磨磨蹭蹭，六月份才慢慢悠悠的开始往北走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访故会友。

6月20日这天晚上，他动身离开了居住3年的海南，横渡琼州海峡，在船上他写下了那首被世代身处逆境的人反复吟诵的七律：

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其中借用了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一则典故：司马道子夜半闲坐，赞叹天空晴朗，皓月皎洁，没有半点云彩，旁边人说：我觉得有点淡淡的云彩点缀反而更美。司马道子开玩笑说：“你自己心里脏，就不要把天空也弄脏了。”

苏轼借用这个典故，暗骂了那些栽赃陷害自己的人。如今这些栽赃污名就像被风卷走的云，而自己的心就像这天空与大海，澄澈无垠，未曾改变。

对于屡次贬谪，苏轼内心没有丝毫悔意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无怨无悔，把这当成是平生最激荡胸怀的游历。

当时舆论公认，苏氏兄弟作为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旧党领袖，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。章惇的儿子章援还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，当时章惇已经被贬，章援在信中委婉的表示，希望苏轼如果有机会，能够救助自己的父亲，或者至少不要打击报复。

苏轼在回信中，非但没有将自己年老投荒的苦难归罪于章惇，反而还以“海康风土不甚恶，寒热皆适中，船舶到时，四方物多有”来宽慰章援，胸襟气度，超乎常人。

从“建中靖国”到“崇宁”

其实苏轼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。

徽宗即位第二年，将年号改为“建中靖国”，意思是：我既不偏向新党，也不偏向旧党，而是在二者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，我要安定国家，结束党争。

但是“建中靖国”并不是之前的“元祐更化”，是在新旧两党人兼收并蓄的同时，两党中的极端份子也要被压制。“新党”中风头最劲的蔡京、蔡卞兄弟被放离京城，而苏氏兄弟作为“旧党”领袖，也在不被重用之列。

“左不可用轼、辙，右不可用京、卞”是决策核心的共识，“建中靖国”的局面就是以蔡氏兄弟和苏氏兄弟同时出局为代价。

这或许就是苏轼不急于北归的原因，也解释了苏辙为何急行北上之后，也只能停留在颍昌，而不能更进一步。

“建中靖国”的年号仅仅只用了一年，第二年便改元“崇宁”，意思是以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政治方针作为崇尚的对象，“新党”卷土重来。

因《水浒传》被我们熟知的蔡京权倾天下，大宋的宰相之位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小人。

蔡京为了把政敌一网打尽，赶尽杀绝，将309人列为“奸党”，然后把这份黑名单刻在了石碑上，并要求在全国各县立碑。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苏辙等等一众元祐大臣的名字全都在石碑之上，这些人及其后代永世不得为官，这便是著名的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
而苏东坡自己不用再经受这些磨难了，或许对他来说，也是一种幸运吧。

“勉强，那就错了”

1101年6月，东坡在常州病倒了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到7月18日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：“我平生未尝为恶，自信不会进地狱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他交代让弟弟子由给自己写墓志铭，不回四川湄洲老家了，就把自己跟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上。

到了7月28日，东坡在弥留之际，老友维琳方丈在他耳边说：“现在，要想来生啊！”东坡轻声回应：“西天或许有，空想前往，又有何用呢？”“你还是要做如是想啊！”东坡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勉强想，那就错了。”

东坡是对的。世间万事，理应顺其自然，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世界，对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，绝非是这一时一刻之下，穷尽全力所能抵达。

以东坡对佛学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态度而言，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。即便真有西方极乐，对于东坡而言，那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，对生活每一刻的真实把握之中。对此，他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与自信。

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，东坡一言未发，溘然长逝，享年64岁，面对死亡，他平静而安详。

一生光明磊落，无怨无悔，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，对人生的了然洞察，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。

一个月之前，东坡在金山寺，即兴写下一首诗，表达了当时的心情，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对于仕途，苏轼也许早已心如槁木死灰、了无渴望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他的身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，思想也如不系之舟，进入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经历，对苏轼自幼渴望兴邦治国的功业理想而言，具有反讽意味；但如果就贬居三地时他所获得的文学成就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而言，谁又能说不是一桩巨大的人生功业呢？

如果没有这一段挫折的磨练，也就不可能有后人心目中的那个苏东坡了。

人格标杆

东坡的一生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：他为后世万代树立了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。

无论遇到多大的磨难，始终不曾放弃对家国百姓的责任。无论自己的境遇如何，面对怎样的威权压迫，始终敢于仗义执言。这绝不是鲁莽冒进的个人主义，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贵人格。

在苏东坡的身上，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，有杜甫执着坚守的忠义魂，有白居易穷达通融的从容风度，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情怀。东坡的思想与人格，既是先贤传承而来的结晶，也是对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。

他在追求人生解脱的时候，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，否则他的文字不会那么的一往情深；他在追求人生完满的时候，不止于人伦亲情，否则他的文章不会如此旷达超逸。他是那么的丰厚、充实、平静、温和，饱含人间深情与超越智慧。

可以说，苏东坡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，完善，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。

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这个伟大的文学天才，这个黎民百姓的亲密朋友，他将勤政爱民的执着精神，超然物外的达观气质，天真炙热的盎然情趣，从容优雅的潇洒风采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，成就了一个可爱、伟大与不朽的灵魂，永远都将在中国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、熠熠生辉。

作为苏东坡的爱慕者，能与你分享他的故事我非常的荣幸。感谢这个世界有他来过，让我们在这个喧嚣慌乱的时代，依然能感受到一丝爽朗的清风。

好了，关于苏东坡，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吧。